本期嘉宾
周平，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政治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周老师是我国民族政治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率先从政治学视角研究民族现象，构建了完整的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在民族国家认同、族际政治、边疆治理等领域建树颇丰。周老师主持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并出版《民族政治学》《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香港政治发展》《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的三部专著分别入选《国家成果文库》《国家级“十五”规划教材》和教育部《研究生教学用书》。周老师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86篇，其中的23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权威期刊。周老师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民族这一概念虽然备受学者和大众关注，但其概念和含义却往往被误用。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和作为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从梁启超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之辩起，民族就成为中国问题研究不可绕开的重点。在民族国家作为国家基本形态和国际体系基本单元的今天，全球化的现实、认同政治的兴起、文明冲突的加剧都在冲击着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国民族政治学奠基人周平教授提出，构建国族让中华民族来一次新的自觉。本期专访对话知名政治学者周平教授，从政治学视角分析民族问题，为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国族构建提供学理性思考，为全球政治学人提供思想养分与学习启示。
政治学人：周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邀请！作为民族政治学这一领域的开拓者，您一直深耕于民族政治问题研究，是怎样的契机和经历推动您选择了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您所在的云南大学作为民族政治学研究的前沿重镇，形成了怎样的政治学研究传统？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及其导致的一批民族国家的出现，引发了世界范围具有深远影响的民族主义浪潮，民族问题因此而被凸显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引起的社会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国内民族关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日渐突出。国外在族际关系问题上具有广泛影响的观念和理论也大量进入国内。在此背景下，与民族有关的问题和矛盾受到广泛关注，既有的知识、理论和思维方式在解释和应对这些新的现象、新问题时则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我原本一直关注政治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是，由时代所凸显的与民族有关的现实和认知方面的问题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许是身居边疆多民族地区对此类问题有着更多一些的学术敏感吧。的确，民族有着突出的政治属性，民族问题本质上就是政治问题。但当时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从政治学角度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进行的理论阐释几乎是付之阙如，政治学既有知识体系中对民族问题论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现实激发了作为一个青年政治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责任感，于是我便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想法：我既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有责任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回应。于是，我便走上了民族政治学研究之路。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一直都给予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以高度关注，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两个学科就是专门研究此类问题的，都有丰厚的积累、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前者主要以中国的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后者主要是对民族关系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论证，进而据此提出政策选择。民族政治学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则有完全不同的学术进路。民族政治学的研究，基于政治学的学术立场，运用政治学的概念工具，着眼于对人类民族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的客观、理性的描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应对和处理其间矛盾和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既与中国的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又有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路和知识体系。是的，我所在的云南大学政治学学科，在我国民族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一定积累和影响。1999年，云南大学建立公共管理学院（2019年更名为政府管理学院）并建立了政治学系，我被任命为系主任。在对政治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作的规划中，民族政治学被确定为一个新的和重要的着力点和增长点。随后，便于2000年在我领衔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博士点中开始了民族政治学的博士培养，2003年又自主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政治学博士点，我自己的学术专著《民族政治学》先后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级“十五”规划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我主持的《民族政治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民族政治学人才培养成果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3年设立了直属学校的科研实体——民族政治研究院，2020年民族政治研究院获批中央四部委设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全国十家基地中唯一的政治学基地）。在持续地建设和发展中，云南大学的民族政治学也成为了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政策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政治学人：“民族”这个重要的社会政治概念，其形成和凸显皆与民族国家直接相关，之后才回溯意指历史文化群体。今天，不论国家体制还是政治主张，都与民族直接相关。从这个角度理解，是否可以说民族与政治具有本质性的关联？民族政治学的形成，是否也是看到了民族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民族作为政治学核心命题的重要性？
民之为族，是人类在自身的社会本质基础上所形成的聚族现象的体现和结果。人是社会动物，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社会中的交往尚未达到整个人类充分程度的时候，在有限的交往中形成的各种联系就会将不同的人群联结成不同的群体，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人类的聚族现象。其间，那些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体系联结或凝聚而成并具有稳定性的群体，就成为“民族”概念指称的对象。在此条件下，人们在某种意识或观念的影响下，运用人群中既有的社会历史联系而推动的聚众成族的过程也时常发生。因此，以“民族”概念来指称的群体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变动性。聚族现象与人类相伴而生，并反过来对人类的发展造成深刻的影响。人类的聚族现象和聚族过程皆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用以指称、描述和分析这一现象的“民族”概念的出现，则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影响直接相关。民族国家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凝聚或整合为以“民族”来指称的整体，从而取得了国家的主权因而实现了与国家结合的一种国家体制或国家形态，本质上是民族与国家的结合。这样一种与王朝国家具有本质区别的国家形态，最早在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出现，进而又在法国大革命中实现了全面的构建并实现了体制化，从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随后，这样一种以民族与国家的结合为核心或本质的国家形态或国家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接受和采纳，从而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法国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将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确定为全体国民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和国家的主权者以后，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便日渐凸显并受到广泛关注。来自于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概念，也在述说民族国家及其国民共同体的过程中被广泛地运用。那些采取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或国家体制的国家，更是在自己的民族国家构建中进一步扩大了“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和影响力。在广泛使用的过程中，“民族”概念也被推广去指称、描述和分析那些并未取得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从而扩大了“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如此一来，以“民族”概念去指称、描述和分析的群体的类型进一步增多。但是，不论何种形式的民族，皆与政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之民族，其形成和存在皆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具有突出的国家属性。而非国家形态的民族，也以不同的方式与政治形成了复杂而多样的联系。反过来看，政治的各种形态，不论是国家政治、社会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皆与不同类型或形态的民族具有本质的联系。民族这种人群共同体与政治这种基本的社会机制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必然的和本质性的。作为人类群体形式的民族，总是要以社会的方式存在和发展，而社会又必须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机制进行管理或治理。因此，民族便与政治建立起了必然和本质的联系。对政治所作的分析和考察，不论是对国家政治还是对社会政治的分析和考察，抑或对国际政治的分析和考察，抛开或忽视了民族这一基础性的变量，皆无法形成全面、完整的认知，无法形成全面而系统的阐释，无法提出恰当的政策选择。既然如此，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不仅不能忽略民族现象，而且应该高度重视民族现象。以“民族”为核心概念的学术判断，也成为了政治学若干命题和判断的重要内容。因此，“民族”也应成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政治学人：与“民族”概念相关的“族群”概念，也在国际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其所指的群体更是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在我国，这一概念的“热度”却远低于民族概念。在您看来，族群与民族之间的区别体现在哪里？为什么相较于中国，西方国家族群问题的显著性要更为突出？
的确，与“民族”概念相关性和相似性都极高的“族群”概念，近年来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在西方国家形成和使用的“族群”概念，是西方国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具有由此形成的特定内涵，从而与“民族”概念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最早建立民族国家的英国、法国，皆是在臣民身份的社会人口转化为国民身份进而组成民族的基础上，才实现了国家主权从“王有”到“民有”的转变，从而构建起民族国家体制的。作为其民族国家体制之基石的民族，皆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核心是国民身份的同质性）。但是，其他的民族国家由于移民人口的广泛存在，民族的同质性程度受到了影响。这些国家的族裔在代际积累而扩大规模后，不仅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还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凝聚。这样的现象在北美表现得最为突出。中国的学者往往将这些国家的族裔群体称为民族，并以民族叙事方式来描述和分析这样的现象，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将美国描绘成为“民族熔炉”，奉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模范生。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承认和确认这些群体的集体权利，也未对维护这些群体的权利而做出体制性的安排，于是便创造了“族群”概念来描述和指称这样的群体。20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人口跨国流动在速度和规模上都达到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身份政治、差异政治理论也逐步意识形态化，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于是，西方国家人口聚众成族的多族化现象更显突出，“族群”概念的运用和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族群”概念传入中国后，国内也有学者提出，要以此来指称国内的56个民族，并相应地取代56个民族的“民族”称谓。但是，这样的做法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不论是从学术主流来看，还是从各种决策文献来看，国内的56个民族并未被称为“族群”。这一来是由于国内的56个民族享有了由法律和政策确认并保障的集体权利，与西方国家用“族群”概念指称的那些群体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二来是由于当代中国以“民族”概念来指称国内的56个民族群体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已经成为习惯。此外，国内的56个民族没有体现出能够接受“族群”概念的意愿。由此来看，族群与民族的区别是根本性的。较之于民族国家之民族，族群并不具有国家形式；较之于中国国内的各个民族，族群并不享有体制性的集体权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国家国内的多族化仍在进一步发展，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族际政治理论的影响仍在进一步发酵。移民人口聚众成族而形成的多族化，以及多样化族群的发展和演变，为不同的政策主张提供了机会及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而政党及其意识形态的加入，更是进一步凸显了族群的政治影响，也为这些国家政治的分化和极化提供了条件和温床。这样的情形表明，国家范围内族群和族际政治的发展，其后果有多么的严重!政治学人：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也是突出和复杂的，并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是，中华民族和国内的56个民族都称“民族”，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认知带来了挑战，甚至还导致了某些问题上出现误判。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您强调“国族”是否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民族概念混淆不清的问题，复归中华民族本身的政治属性含义？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民族”概念。中国的“民族”概念是由外部引入的。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的梁启超，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后构建民族国家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尤其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对于日本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不仅形成了推动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冲动，而且将与之相关的“民族”“国民”等概念引入到了国内。并且，针对当时中国既存在一个由众多民族群体在长期历史进程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而成的呼之欲出的庞大族体，又有汉满蒙回藏等民族群体的日趋活跃，梁氏便创造了“中华民族”概念，并在几经斟酌后将其内涵确定为“合国内诸族”而成的整体，从而使中国在一般性的“民族”概念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中华民族”和“国内诸族”的概念。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国家的历史，也开启了中华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民族国家的构建，不仅凸显了将全体国民构建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必要性，而且推动了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的构建。在此背景下，各个民族群体也在“国内诸族”尤其是由此形成的“少数民族”观念的推动下，一步步地构建成为国内的各个民族，并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当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单元。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与国家的结合，具有了国家形式，完成了自身的现代构建，从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后，经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国内的各个民族具有了法定的族称并享有国家维护的集体权利，从而完成了各自的构建，成为了国内的56个民族。而且，在国家整合的根本任务的推动下，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被不断地强调，中华民族则很少被提及，并因此而一步步地虚化。费孝通为突出和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存在而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断后，中华民族及其所包含的56个民族皆称民族所带来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厘清中华民族与其所包含的56个民族的关系的关键，是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的性质、特点和地位。从当代中国各个民族受到长期的强调并形成了特定的民族认知方式和民族观的现实出发，根据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民族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以及国际学术界和政界常常将民族国家之“民族”与“国家”概念相互指代(联合国就是United Nations)的惯常做法，将中华民族界定为国族即国家民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恰当方式。此外，将中华民族界定为“国族”，也是为了进一步凸显中华民族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意义。费孝通从历史尤其是民族史的角度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理论以后，仍有论者提出“一体”为虚、“多元”是实，从而否定中华民族的实体性。突出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也是为了突出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国家结合的属性，从而以此来凸显中华民族的地位，尤其是所蕴涵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意涵，从而妥善处理“多元一体”理论容易被引向歧途的问题。政治学人：今天，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的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您提出了中华民族需要来一次新的自觉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新的自觉有何意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问题上，您提出了加强民族团结和增强国民意识的双重进路方案，选择这种方案的理由是什么？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否也能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形成对话？
是的，中华民族的确是最值得也最须要关注的民族。中国近代开启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后，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也一步步地构建了起来，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形成了互构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了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切实地支撑着中华现代国家的大厦，并成为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根本支撑。今天，中华民族更是成为国家崛起的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发展根本性的社会政治资源，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忽略或回避中华民族，对中国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就是舍本求末。诚然，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是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与之一脉相承，从而接续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血脉。可是，今天的中华民族又是经过现代构建才形成的，从而与其历史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国家有机地因而也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民族国家的“民族”与“国家”可以相互指代的条件下，中华民族与当代中国也是如此)。因此，以长期存在的中华民族的认知和研究的惯常思路，无法对中华民族形成准确的认知。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华民族虚化的同时，基于少数民族的民族观盛行并成为了对中华民族进行认知的先验观念的条件下，中华民族本身的内涵、属性和价值等都未得到准确的认知。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以及八、九十年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讨论，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觉。今天，要实现对中华民族全面、完整的认识，中华民族也须要来一次新的自觉。今天，中华民族承担着更大的历史责任，也在国家发展中尤其是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巨大转变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身也在进行着进一步塑造。中华民族的新的自觉，根本上是要回应时代或历史的呼唤，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在国家崛起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的核心命题或要求，是要加强中华民族的建设。因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凝聚，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朝着什么方向引导，就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和演变。中华民族的建设，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坚持民族团结的进路，同时也要增强国民意识和加强国民团结。也就是说，加强中华民族建设，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从两条进路同时推进，才能达成这个政策议程的目标。之所以要提出双重进路的方案或建议，是由中华民族的性质或属性决定的。中华民族既是国内56个民族凝聚而成的多族聚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组成的国民共同体，而且，只有将中华民族界定为全体中国人组成的国民共同体，才能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准确界定和恰当的述说。因此，只有从中华民族本身具有的双重属性出发，才能有效的推进这一重大的政策议程。此外，最早形成于欧美的民族国家之民族，本质上就是国民共同体。政治学对民族的关注，最早也缘于此，其中的诸多知识，甚至整个知识体系也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前提性预设。因此，突出中华民族的国民共同体的性质，的确有利于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形成对话。政治学人：民族政治学的构建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民族政治学的时间不算长，但取得的成果却很突出。您对民族政治学的发展如何评价？民族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的确，民族政治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政治学发展和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取得的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新的政策的推出及实践，中国社会逐步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认知和回应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国外的知识和观念也大量地传入国内；另一方面，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也在持续地推出。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在快速的推进，尤其是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深刻的知识创新和知识革命。这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条件。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学实现了快速而稳步的发展，并在最近几年实现了新的自觉。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政治学经历了从开拓研究领域、形成稳定的知识体系、成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以及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民族政治学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以及能够完整表述这套知识的话语系统，并形成和提出了应对各类民族政治问题的思路。这表明，民族政治学不仅成为了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已经产生了作为一个学科的影响。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民族政治学的影响或意义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看，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知识供给。从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情况来看，在民族政治学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学科知识，实现了有效的知识供给。王浦劬教授主编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一书，不仅对民族政治学进行了专门的介绍，而且也在多个专题中引述和介绍了民族政治学的成果。二是政策供给。民族政治学在自我构建和发展中，基于对各类民族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应对方案，对我国民族政策的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实现了有效的政策供给。三是观念供给。民族政治现象表现出来的多维度和复杂性，要求对其进行的观察、思考和应对也必须从多个角度进行。民族政治学从基本国家立场及人类历史经验形成的看待我国民族问题的观念，丰富了看待国内民族问题的维度和观念，实现了有效的观念供给。由于如此，民族政治学的构建和发展，拓宽了政治学的知识边界，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扩大了政治学的知识增量，为民族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而成为政治学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政治学人：您觉得民族政治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何处？作为民族政治学的开拓者和前辈，您认为之后的民族政治学有哪些亟待青年学者开拓的议题领域和具体研究方向？
谈及民族政治学研究或民族政治学的生命力，首先得解决一个对民族政治学的认知方面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将民族政治学看作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甚至还将民族政治学归入到了民族学学科。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的确，中国的民族政治学将国内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问题研究作为了主要议题，以此为基础的知识构建也是民族政治学构建和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民族政治学的知识视野并不止于此，甚至它的重心也不在于此。从本质上说，民族政治学研究民族政治现象，是基于人类最古老的民族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的本质性关联。民族政治现象(包含民族政治关系、民族政治问题、民族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等)，都是在民族与政治关联、纠缠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这种结合的具体表现。因此，民族政治学基于人类民族现象与政治现象的关联，对民族政治现象所作的研究，以宽广的视野来创造知识并构建知识体系，其研究或知识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民族国家的构建和体制，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及其治理，其他非国家形态的民族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以及由民族支配或作为主体的国家间关系或国际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议题。总之，民族政治的议题十分广泛。显然，民族政治学的知识视野或学术视野中的这些民族政治现象，仍然在持续地发展和演变，有的时候发展和演变的速度还非常快，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这些问题的影响还会继续显现，一是它的发展将会对已有的知识形成进一步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凸显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样的历史进程，不仅在不断地赋予民族政治学以新的生命力，而且也成为民族政治学永葆青春的历史根据和时代根据。民族政治学对历史进程和时代需求的回应，尤其是它所提供的新知识、新观念和新的政策思路，将会对政治学形成知识供给和知识拓展，甚至会给政治学的发展(研究或知识生产)提供激发或促进因素。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民族政治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对其形成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而且还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不仅将继续研究的历史责任凸显在青年学者的面前，而且至今仍然存在的未知领域也为青年学者进行研究或开拓研究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民族或人类聚族现象的角度对政治学问题，尤其是国家体制的研究，对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治理的研究，对当前已经凸显于中国历史舞台中央的中华民族的研究，以及从民族角度对国家行为逻辑及国际关系的研究方面，都可以从民族政治学的角度去找到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取得的成果，也将产生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政治学人：再次感谢周老师对政治学人·学人专访栏目的大力支持。您一直非常关注教育和人才培养，您对于青年政治学者有什么建议和期许吗？
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恢复和发展，与政治学者的担当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不同年龄段的学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中国政治学实现自己的自觉并增强自己的主体性的今天，政治学的发展更需要青年学者的担当和努力。青年学者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希望所在。对于政治学者来说，政治学的研究和教学是一份工作、一份职业，更蕴涵着巨大的社会责任。从事政治学的研究，是要有情怀的。因此，以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来从事这份工作或职业，青年政治学者就能在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从民族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来说，亦是如此。民族政治学也对青年学者抱有极大的希望。不论从知识、对策和观念来看，民族政治学都是十分重要并大有可为的。对于政治学的青年学者来说，选择民族政治学，把民族政治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事业，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即便不专门从事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掌握一定的民族政治学知识也十分必要和十分有用，能够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找到思考政治学基本问题的新的路径，从而对于各自所从事的研究也是大有助益的。此外，致力于民族政治研究的学者和专注于政治学其他领域的学者之间，相互间的沟通、互动和交流，既十分必要也十分有益，对青年学者自己的知识构建、素养的改善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以及对政治学的发展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本期采编：周楚粤、何 琪、吉先生
本期编辑：李佩倢
初 校：霍盈州
终 校：大 兰、欧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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